对鲁迅的评价(名人们是怎么评价鲁迅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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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

  1. 关于《朝花夕拾》的名人评价
  2. 名人们是怎么评价鲁迅的
  3. 人们对鲁迅先生的评价
  4. 鲁迅先生评价过郭沫若吗是怎样的评价
  5. 名人对司马迁的评价

关于《朝花夕拾》的名人评价

评价:北京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温儒敏:在爱与死的反顾里,既弥漫着慈爱的精神与情调,显露了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,又内蕴着深沉而深刻的悲怆,这形成了《朝花夕拾》的特殊韵味。

中国鲁迅学会理事钱理群: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在民间话语空间的闲聊者的形象。

现代作家周作人:鲁迅的一卷《朝花夕拾》,真是古今少有的书,翻开来看时觉得惊喜,因为得未曾有,及至看完了。又不禁怅然,可惜这太少了。

现代作家钟敬文:在这些散文里,能够明显看到他清醒的理智,感觉到战斗的光芒。

现代文学史家王瑶:《朝花夕拾》虽然是散文,但它追忆“往事”,却不忘现实,丝毫没有减少其昂扬斗志,同样是鲁迅用来抨击社会黑暗势力的工具利器。扩展资料:《朝花夕拾》里作者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法,以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线索,真实生动地叙写了自己从农村到城镇,从家庭到社会,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经历,抒发了对往昔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,同时也对旧势力、旧文化进行了嘲讽和抨击。参考资料:

名人们是怎么评价鲁迅的

鲁迅先生的伟大,是毛主席代表中国老百姓的认可。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与反动势力的坚强武装斗争中,是鲁迅先生扛起了另一面旗帜,在文化战线里,坚定支持了中国的伟大政治革命。

鲁迅先生虽然逝去很早,但他的为民、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。

人们对鲁迅先生的评价

后人对鲁迅的评价是伟大的文学家,思想家和革命家。

鲁迅先生评价过郭沫若吗是怎样的评价

看到这个问题,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鲁、郭二人的生卒。鲁迅生于1881年,卒于1936年,郭沫若生于1892年,卒于1978年,也就是说,两人皆在世时也不过四十余年。

按照郭沫若的回忆,他第一次认识鲁迅是在1920年《学灯》增刊上读到《头发的故事》。而作为文坛前辈鲁迅是相对较晚认识郭沫若的,或许在1921年创造社(由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郁达夫等人成立)对《呐喊》的批评之后,鲁迅才得知郭沫若其人。

这样说来,鲁迅认识郭沫若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年,这十多年又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鲁迅和郭沫若在大局之中是合作的关系,这样鲁对郭的评价比较单一,但也有些“枝杈”颇具玩味儿。

一、正面评价

鲁对郭第一次公开评价,还要算在1924年《论照相之类》中“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,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,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”以“奋战忿斗”对创造社三人作了的总体评价,称赞了郭沫若等人对于民族事业的奉献和斗志。此后鲁对郭的评价也大多是“合评”,对他的评价也始终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之上。

而在1927年4月,国民革命失败,我国的革命事业处在低潮。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文化“围剿”,郭沫若为了扩大创造社的实力和影响,想要和鲁迅联合起来。同年9月,鲁迅在给李霁野(鲁迅的学生,1925年参加未名社)的信中写道:“创造社和我们,现在感情似乎很好。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,可叹。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,似乎只有创造,未名,沉钟三社,别的没有,这三社若沉默,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。”

这里既是把郭沫若等人看作“同志”,也认为他们是中国文艺的希望。于是鲁迅和郭沫若等人想到了一起,主张恢复《创造周报》作为共同的园地,此时是1927年12月。

到了1930年3月,“左联”成立,鲁迅正式与郭沫若联合。作为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员,此后鲁迅对郭沫若的自然是以进步者、革命者看待的。而在文艺方面,鲁迅对郭沫若是大加赞赏的,他将郭沫若视为中国最优秀的剧作家、最优秀的诗人、最优秀的作家(1933年至1936年间鲁迅与斯诺夫妇的谈话,出自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》)。

可以说,鲁迅对郭沫若的文学有极大的赞赏,也推崇他的革命精神。这是鲁迅对郭沫若评价的主干。

二、负面评价

但是,更为受人关注的是鲁迅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。而鲁对郭的负面评价也仍旧大多是合评,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之上。

鲁论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,缘于在1928年1月创造社发起的“批鲁”论战。

创造社视鲁迅为“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”,给鲁迅加上了“封建余孽”、“二重的反革命”、“法西斯”(以上三条出自郭沫若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)等等标签,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,并且将前文提到的即将联合的愿望无端打碎。

“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”,鲁迅作出了反击,写了《“醉眼”中的朦胧》等一系列文章,称创造社一干人“才子+流氓”。但这样的“笔墨相讥”鲁迅先生实际上并不愿意去做。他只是以大局为重,在大多时候中肯、理性地进行批评。

首先,鲁迅认为创造社的骨干成员有一种“惟我是无产阶级”的恶劣态度,“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”,影响了革命事业在一般群众中的传播。

其次,鲁迅将攻击者不切实际,“关在玻璃窗里做文章”而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”揭露出来。

此外,他对创造社夸大了“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”做了批判,认为这是“踏了‘文学是宣传’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”。

这三点虽然并未针对郭沫若,但也是对郭氏的批评。这在1931年7月鲁迅的演讲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中也有做分析。

而针对郭沫若一人的批评也是有的。1929年2月鲁迅在《致<近代美术史潮论>的读者诸君》中对郭沫若此前提出文学是处子,翻译是媒婆,“处女应当尊重,媒婆应当稍加遏制”这一尊崇创作轻视翻译的观点进行了批判,称“意见不能相同,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”,并顺带批评郭的翻译风格:“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,不大放心,他太聪明,又胆大。”

鲁迅先生在1936年大限将至之时在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和郭沫若、茅盾两位,或相识,或未尝一面,或未冲突,或曾用笔墨相讥,但大战斗都为着同一目标,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。”由此可见,鲁迅先生一直以来将郭沫若视为同志、后生的一员,对他的负面评价自然是非常少的。

三、关于问题的产生

至于题主的这个问题的产生,其实我是有怀疑的。倘若不是我生在这个时代,恐怕我不会去想到有人会关注鲁迅如何评价郭沫若。但是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,我发现一句诗“远看一条狗,近看郭沫若”,据说还有一个“加长版”。

笔者打一开始就不相信鲁迅会说出这样的话,但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,在各类文献之中寻找,却并未发现这一说法。而是否有可能是当时鲁迅口头讲出流传下来的呢?这是有可能的,但恐怕可能性很小。

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鲁迅先生对郭沫若先生的总体态度:有着大战斗上的同一目标和私人的小恩怨。鲁迅先生睿智、沉着,始终以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人生的基点,从性格上看并不会因这些小恩怨而对“友军”讲出那样粗俗的话。

而另一方面,郭沫若的私生活作风极差,又缺乏骨气、习惯左右摇摆,这恐怕鲁迅是知道的。关于私生活,鲁迅抛弃了发妻,虽然情节较郭沫若轻许多,但是鲁迅也不至于不知羞耻去“五十步笑百步”;而缺乏风骨,郭也并不至于卖国求荣。

能统一所有能统一的人,这是民族危机之下鲁迅也追求的非常重要的事,能为“大战斗”出力,鲁迅断不至于为了无济于事的口舌之快,将郭沫若推向敌方、推向列强。

那么这一对郭的辱骂,和对鲁的诬陷,是如何出现的呢?

1926年10月,许广平邀请鲁迅前至广州任教,鲁迅便称有好事者挑拨了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,“捏造许多会话(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)”,这是利用了鲁迅的声名和地位,对反对派进行攻击,应当可以看作是起源。

而若是今人所杜撰,那么也可能只是单纯看不惯郭沫若的人品,借权威之口讲一己私怨,也情有可原,但不应以讹传讹,留殆后人。

名人对司马迁的评价

1、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纳要》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。鲁迅认为:“武帝时文人,赋莫若司马相如,文莫若司马迁。”

司马迁写文章“不拘于史法,不囿于字句,发于情,肆于心而为文”,因而《史记》不失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鲁迅的评价成为《史记》评论中的不朽名言。

2、毛泽东在《为人民服务》文中说:“人总是要死的,但死的意义有不同。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:‘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’。

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,替法西斯卖力,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,就比鸿毛还轻。”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,认为“司马迁览潇湘,泛西湖,历昆仑,周览名山大川,而其襟怀乃益广”。

3、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。他说:“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,他的一部《史记》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,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。”

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“文章旷代雄”、“功业追尼父”的赞语。由此可见,郭沫若认为《史记》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。

4、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,《史记》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。他说:“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,是从西汉起,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。《史记》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。”

他还说:“《史记》虽系纪传体,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。”司马迁“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,每一个角落,每一方面的动态,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。所以我以为,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”。

5、郑振铎认为:自司马迁以来,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,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,范围极广,自政治以至经济,自战争以至学术,无不包括在内,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。所谓“文学史”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“时代的百科全书”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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